先生彭金章是她北大考古系的同學，畢業(yè)后她來了敦煌，他被分到武漢大學。說好在敦煌干三年，可她與彭老師約定的三年之期到了的時候，苦等不見人的他跑來敦煌，她領著他逛遍幾乎每一個洞子，誰也沒說未來。“如果當年他說你不去武漢咱們就掰了，我肯定會跟他回去，但是他沒有說。” 當他的汽車在戈壁灘上縮成看不見的點，愧疚感第一次襲來，此后成為她縈繞不去的感觸。

最酸澀是周末，其他同事都回家了，莫高窟靜得只剩九層樓的鈴鐺在風中晃蕩的聲響，“想丈夫是一回事，想孩子最多，連做夢也在想。”在思念中她猶豫了許多年，但天平越發(fā)傾向敦煌，“直到1986 年，已經在武漢大學工作了23 年的彭老師調到了敦煌研究院，一家人才終于團聚。這一年，樊錦詩48 歲，獨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 年。好在彭老師來了之后開創(chuàng)了敦煌考古的新局面，在北區(qū)發(fā)掘出了大量珍貴文物，使莫高窟有編號記錄的洞窟從492 個增加到735 個，可二兒子大學沒畢業(yè)，“這個我一輩子也還不了的”。

那個時代的觀念和現在差距甚遠，如今再成功的人都會說最重要的是親情和孩子，田亮在電視上對森蝶稍有不耐煩，就有心理醫(yī)生跳出來批評他不是好爸爸、分析他的童年陰影，可時光倒流四十年，沒有人敢大張旗鼓地把愛和親情置于工作之上。大家都習慣把個人情愫壓抑到最小最少。而樊錦詩一人在大漠中面對石窟佛像，有多少俗世紅塵割不斷理還亂的親情緣分在內心掙扎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（全文請見《嘉人》2014年2月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