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曉路在承認世俗人生中的種種無奈時從不猶豫諱言，所以她筆下和鏡頭里的愛情格外美。“愛情是人生忙碌、無趣和繁瑣之間最重要的那抹亮色。”她說，“但不管是北西一還是北西二，我都沒辦法再拍男女主角相愛以后的故事。”

編輯/吳佩霜 撰文/趙琰 攝影/林廒 化妝/雨銘(東田造型 植村秀)

造型/孫筱炘 助理/羅丹 場地鳴謝/喬治杰生藝術之家（Georg Jensen Hus）

盡管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、《不要和陌生人說話》和《和你在一起》等代表作早已證明了薛曉路作為編劇和導演的實力，但“寫不出來”仍是她最大的焦慮之一。

“拍攝的間歇，我轉發(fā)了一條朋友圈。”在光影背后，鏡頭關閉的時分，薛曉路是位終究苦惱的創(chuàng)作者。“文章說的是卡夫卡、普魯斯特和杜拉斯的日常，寫他們平常怎么安排寫作和個人生活。我轉發(fā)時配的文字是——如果沒有娛樂也沒有社交，還是寫不出來怎么辦？”

“只要以后還想寫，一兩年不動筆，你心里能不慌嗎？”她說。從開始寫作，她似乎永遠被這種創(chuàng)作上的“慌”所困。

薛曉路不算高產，選擇題材謹慎。離自己當下現實太遠的，不寫；不扎實的構建不起來的世界，不寫。為了拍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，本不是這種類型片愛好者的薛曉路惡補了大量電影。到《北京遇上西雅圖2》，又是三年磨一劍。她剛理順了某個一直想寫的電影劇本，加上偶爾參與電視劇的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作，日程表足以應付“最近忙什么”的寒暄。然而忙碌對于薛曉路來說并不意味著充實，她慌在了未知的下一步。“以前我還有想寫的，但這個寫完了我真的不知道該寫什么了。”她笑，“運氣好的話，也許日子過著過著又有想寫的了，運氣不好也沒辦法。”她把“出作品”當作命定的事，又僅僅是“命”的一部分而已，和創(chuàng)作之外的那個她從未曾合一，也未曾遠離。

薛曉路始終拒絕貼標簽，“圣經里寫到很多人向妓女抹大拉扔石頭，耶穌說你們當中誰又能活得清清白白到有權利去指責她？”她這樣解釋自己對道德審判的看法。

“我從來就不是一個以工作為全部人生樂趣的人。”薛曉路過了很多年工作和生活之間有平衡的日子。寫（拍）完，下班回家，陪女兒看電影寫作業(yè)上輔導班，做個簡單的家庭主婦。她不愿與公眾分享私人生活，刻意保持著距離。然而兩者畢竟相生相倚，她也說不清如今創(chuàng)作的困境到底源自寫作本身的詞窮，還是因為生活先有了轉折。“女兒現在在國外上學，需要陪伴，家庭、工作的時間和空間被分隔了。”不談玄而又玄的命運時，她當下的煩惱很現實。“兩年后她就上大學了。她自己的人生要開始了，我的人生呢？我空出來的那段人生要做什么？”

關于愛情的歸宿，她給出了兩種選擇：“一個是電影《愛》，兩個老人相濡以沫，面對死亡和困境，一個人把另一個殺死，成就了最大的愛。還有一種是變得一地雞毛，如同電影《革命之路》，不管它開始得多美好，但在行進的過程中總會磕磕絆絆，從絢爛歸于平淡無趣。不管哪種結局，都不是我想拍的。”“還是要相信愛情吧。”她又說。“不信的話，人生多灰暗啊。”

一個人要很透徹，又要很寬容，才能像薛曉路這樣，讓諸多混合的特質得以在她身上并存。“演藝圈”里的薛導演，學院里的薛老師，一個寫作的人，女人和母親，種種身份，依她看來未必互相成就，偶爾甚至有所沖突。這種矛盾的兼容，不僅成就了影視劇中的經典人物形象，也成就了薛曉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