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說的當代命運

中國章回小說并沒有形成一個昆德拉式的大傳統，也從來不被視為中國文化的結晶，它是一種“寄生物”和“附屬品”——附屬于歷史，寄生于生活和儒家正統的光環之下。中國早期的小說（如志怪和傳奇）充滿了神仙鬼怪色彩和荒誕內容，恰為儒家的人世哲學添補了一層另類想象，也為一向以道德文章自重的士大夫生活提供了一點嬉笑和輕松。它并沒有沉重的思想包袱，它雖名曰“警世”或“醒世”，卻從不以“文以載道”為能事。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小說何嘗不也是如此？

中西小說傳統真正不同的一點是：西方近代小說中必有一個主要人物為故事的中心，這個主人翁是西方個人主義在小說中的影子，而中國則直到20世紀五四時期才把故事的主人翁的地位放在前臺。“五四”是一個“個人自覺”的時代，新文學基本上是西潮影響下的產物，因此小說的地位也增高了，甚至負荷了為民請命的嚴肅使命，一路發展到蘇聯式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”的黨的文學。這個小說政治化的革命傳統，直到“文革”以后才被打破，當代中國小說又恢復了寫實主義的傳統。然而古典小說中的志怪和傳奇似乎一去而不復返了。小說似乎和現實緊緊的結合在一起，雖偶有魔幻色彩（從拉丁美洲小說學來的），還是以當代現實為依歸，以鄉土為主軸。然而城市呢？特別是近年來急驟發展的都市消費文化，卻似乎成了通俗作家的暢銷題材，寫實主義反而不能駕馭。這一個歷史的趨勢，反而使得中國當代小說呈現雅俗的兩極化，失去了古典小說傳統中“雅俗共賞”的幅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