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9個月前的1979年2月14日，也就是在伊朗沙赫（伊朗舊時國王稱號）穆罕默德·禮薩·巴列維（Mohammad Reza Pahlavi）剛剛逃離該國一個月后，這座大使館曾經遭到過一次襲擊。在這次襲擊中，一群游擊隊員攜槍沖進大使館，扣押工作人員作為人質達四小時之久。

當時的伊朗處于一片混亂之中。流亡在外的阿亞圖拉·魯霍拉·霍梅尼（Ayatollah Ruhollah Khomeini）已經從巴黎從勝利歸來，沙赫政府很快便宣告垮臺，而軍隊也隨之陷入混亂。由于出現權力真空，先前那些為推翻沙赫而聯合在一起的不同派系開始走向分裂，并相互展開爭斗。武裝人員在大街上游蕩，而仇殺事件也極為猖獗。

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團成立了臨時政府，管理這個國家。大使館遇襲后，臨時政府組織了一批烏合之眾，將大使館的占領者趕了出去。之后，大使館的保護工作被交給了一個革命委員會。他們駐扎在大使館前面的一棟小型建筑物內，并負責該區(qū)域的巡邏工作。當年夏天，一支常規(guī)安全力量接替了先前的革命委員會，擔負起大使館的警戒工作。但即便是最樂觀的評估，這也只是一種象征性的保護而已。

然而，這一系列接管行動卻對后續(xù)事件產生了重要影響。首先，遇襲事件使得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數量大大減少（在最多的時候，大使館的雇員有近一千人）。其次，或許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，那就是使得美國方面錯誤地認為，伊朗政府會恪守承諾，全力保護美國大使館及其外交人員。

11月4日最初遭遇襲擊時，安·斯威夫特就聯系了美國國務院行動中心，并與三名高級官員通了電話，而這其中就包括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爾·桑德斯（Hal Saunders）。一個小時后，當蘭根告訴斯威夫特放棄抵抗時，桑德斯仍守在電話機旁。“我們打算讓他們進來了。”她在電話中對桑德斯說。

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桑德斯立即將這一消息轉達給了卡特總統(tǒng)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·布熱津斯基（Zbigniew Brzezinski），后者于凌晨4點撥打了總統(tǒng)的電話。對此，卡特顯得“異常焦慮但又信心十足”。在他看來，伊朗政府會像2月14日一樣，很快將激進分子驅逐出大使館。

世界上任何一座大使館的外圍安保工作都是由東道國政府負責的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內雖然駐守了十余名美國海軍陸戰(zhàn)隊員，但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內部安保服務。德黑蘭的美國使館區(qū)位于市中心，占地面積近27英畝，里面建有數十座建筑和倉庫，周邊緊鄰該市最繁忙的幾條交通道，這簡直就是一個安保夢魘。正是由于這一原因，襲擊發(fā)生時，戈拉辛斯基才要求所有安保人員都趕往使館辦公樓。這座三層高的大型建筑物安裝有窗戶柵欄、防爆屏障和定時鎖等防護裝置，二樓還裝有密閉而厚實的鋼門。最初的安保計劃要求使館工作人員堅守兩個小時，以等待伊朗政府的救助。從結果來看，這個計劃是完美的，但唯一的問題就是，伊朗政府并未施以援手。